一九二八年末，国民革命军定都南京，彼时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国民政府百废待兴。十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即发布命令，宣布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卫生行政之良否，不惟关系国民体质之强弱，抑且关系到民族之盛衰。吾国对于卫生向多忽视。际兹时代，健全身体，锻炼精神，消除祲疫，洵属重要，着即设立卫生部，即将关于卫生一切行政事宜，移交卫生部办理，藉专责成，而重卫生。此令！
当年四月，卫生机关还只是内政部下设的一个司，半年多就升格为和内政部同级的部，隶属于行政院，足可见国民政府对于卫生工作的重视。一九二九年开年的时候，卫生部有以下这些官员 [1] ：
- 卫生部部长：薛笃弼
- 政务次长：胡毓威
- 常务次长：刘瑞恒
- 总务司司长：杨天受
- 医政司司长：严智钟
- 保健司司长：金宝善
- 防疫司司长：蔡鸿
- 统计司司长：金诵盘
- 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陈方之
- 参事：孟广澎 / 曹寿麟 / 刘武 / 姜文熙
这些官员并非人人都有医学背景，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就不懂医学，部中官员的安排更多是政治层面的考量，因此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会作为建议机关。在中央卫生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卫生部部长、次长、技术室首席、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是当然委员，也就是薛笃弼、胡毓威、刘瑞恒、陈方之，其中陈方之身兼技术室首席与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二职。依据组织条例，当然委员之外，委员会还应有十三至十七位由卫生部指定的委员，首届指定了十七位。 [2] [3] 这十七位卫生部指定的委员是：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胡宣明、余云岫、杨懋、胡鸿基、黄子芳、全绍清、胡定安、何炽昌、牛惠生、俞凤宾、周君常、宋梧生、方擎、林可胜。 [4]
这些委员们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留洋归来的西医。平息了东北鼠疫、声名赫赫的伍连德，作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其时已是防疫事务总处处长；刘瑞恒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还是当时已成为中国医学中心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颜福庆是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当时是位于上海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南京市卫生局局长胡定安（柏林大学医学博士）、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胡鸿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北平市卫生局局长黄子芳（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青（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广州市卫生局局长何炽昌（东京医科大学博士）悉数在册。当时中国医药界的中心人物，基本都汇集到了中央卫生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二月下旬开了两次会议。十六日至二十日的第一次会议由胡毓威主持，会议邀请了二十几位来自全国各省卫生组织的领导人，不过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医学经验，胡定安、胡鸿基、黄子芳、全绍青是少数几位具有医学背景的与会者。这场会议主要是分享了一些世界上现代卫生工作的先进经验，过去各个城市组织的卫生工作大多数局限于街道清洁、垃圾清理等较为传统的内容，这次会议以后他们就可以推行更加科学也更加先进的卫生措施。
二十三日又召开一次会议，也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 由于薛笃弼奉命往西北赈灾，没有与会，这场会议由刘瑞恒主持。开幕辞中，刘强调了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存在价值：
本会组织成立，系为讨论全国卫生设施起见，所有卫生委员均系本部特别延聘国内富有医药及卫生常识经验之专家，关于吾国卫生行政之根本大计，与夫应取方针，本会实负有重大责任。
紧接着就是褚民谊的训辞。褚是斯特拉堡大学医学博士、国立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但他在会议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央党部代表来参加会议。他在训辞中说：
卫生委员会等于立法机关，卫生部等于执行机关，希望此次会议就重要事实方面，确定计划，以期见请实施。
这句话似乎颇有深意。如果按照中央卫生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委员会实际上更类似于一个政府部门的智囊团，但是褚的发言却将委员会和卫生部并置，提升到了同等的高度。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参与，不过与其说是排斥中医，倒不如说是无中医可请：放眼望去，卫生局、医学院的掌权人全是西医，可不请他们，还能请谁呢？会议就在这样一个没有中医的情况下召开了。
会议上一共提交了四十九份提案，其中四份关于中医的提案，全是反对中医的：
- 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 黄子芳《统一医士登录办法》
- 胡鸿基《制定中医登记年限》
- 李达潮《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
这位李达潮也大有来头，他是陆军总医院院长。这四份提案当中，余云岫的提案无疑是其中最为激进的对于中医的抨击。这是本文所述事件最具中心地位的文本，为了复原事件全貌，这里进行全文展示：
主题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理由
窃以为个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而治病之必要条件，在于认识病体。况在今日治疗医学进而为预防医学，个体医学进而为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为群众对象。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皆凭空结构，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其临证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藏府，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问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要而言之，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本委员十余年来研究我国医学革命，对于旧医底蕴，知之甚悉，驳之甚详。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其斡旋枢纽，全在今日，乞大方注意为幸。办法
第一条：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左。
- 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
- 政府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嗣后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其营业。
- 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 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 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宜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
- 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以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即不能适用。
第二条：取缔反动宣传，眼红耳热，动曰火旺；烦躁易怒，辄称肝气。严格言之都属反动。然变易习俗，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人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端趋向。
- 禁止登载介绍旧医。
- 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
- 禁止旧医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余的这份提案还被王吉民与伍连德全文翻译为了英文，收录在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中。[6] 伍的英文水平自不必说，而他同时也是当年运动的亲历者和废止国医支持者，结合英文译本来看更能领略余在提案中所述理由的内涵：
Reasons: The medicine of to-day has advanced from the curative to the preventive stage,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medicine, personal to community emphasis. Modern public health service is based entirely on scientifc medical knowledg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backing. I beg herewith to submit five reasons on the advisability of abolishing the native practice.
First: The old-style medicine of China adopts the doctrines of the Yin Yang principle, the five elements, the six atmospheres, the viscera and course of blood vessels, These are pure speculations having not a grain of truth.
Secondly: In diagnosis they (the old-style physicians) depend wholly on the signs of the pulse, dividing arbitrarily one portion of the artery into three parts——inch, cubit and bar, to correspond to the internal organs. Such absurd theories are deceptive to oneself and to others. They may be classifed in the same category as astrology.
Thirdly: Since fundamentally they do not know diagnosi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ertify the causes of death, classify diseases, combat epidemics, not to say eugenics and racial betterment, which are beyond their conception, They are therefore unable to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such big problems a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people's progress, and be a help to the Government.
Fourthly: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is from the supernatural to the huma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to the practical. Now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combat superstition and abolish idols so as to bring the people's thoughts to proper scientifc channels, the old-style physicians, on the other hand, are daily deceiving the masses with their faith healing.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educating the public as to the benefits of cleanliness and disinfection and the fact that germs are the root of most diseases, the old-style physicians are broadcasting such theories as when one catches coldin winter, typhoid will appear in spring; when one suffers from the heat in summer, malaria will come in autumn. These reactionary thoughts are the greatest hindrance to scientifc progress.
In short, so long as the native doctors are not eliminated the thoughts of the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change, new reforms cannot be introduced, and public health measures will be impossible to carryout. I have studied this question for over ten years, know the insand outs of the native system, and have written numerous articles against it. For the sake of racial better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e cannot help but to employ extraordinary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this question, This is a national problem and not the views of a prejudiced individual. Now is the turning. I beg you gentlemen to consider this proposal.
伍一些用词的个中意味，就请读者自行体会。这份提案对于中医打击最大的有两点：首先是理论基础脆弱，无法指出解剖学基础，而更严重的则是对于病理学、传染病学和遗传学的无能为力，可这偏偏又是国家大政最关注的两个方面：公共卫生和优生优育。在这个不久前刚经历过东北鼠疫的国家，一个力求现代化的政府，一个刚刚成立正在寻求社会稳定的政府，如果还让中医参与这场会议，参与公共卫生事业，或许那才是真正的昏了头。
会议最后，包括《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在内的四份提案被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乙，禁止旧医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当时与会的人，除了胡毓威和卫生部的一两个参事对于余这份提案抱有怀疑态度，其余是满场一致赞成的。胡定安发言的时候甚至说：
鄙人先父是一个中医，设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对到底。
当时与会者都说胡定安“大义灭亲”。抱有怀疑态度的那一两个参事，说的是卫生部保健司长金宝善、医政司长严智钟，这两位认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过短，不过褚表示，这时间还算长的了，于是也就不了了之。而胡毓威当时问余云岫：
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
余回答说：
言论出版等自由，本席虽不懂法律，但我想必定有一点限制的。
这份提案最后能通过，大概还要归功于褚民谊。褚大力支持余的提案，而与会众人中，褚地位最高，与会者无论心底是同意还是反对，嘴上也就应声附和了。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因为晓得我们贵中国人的脾气，往往当场是不会反对的，而且不负责任地附和，到了背后，就要说丑话，甚且持反对态度。所以我在会场上，再三申明，说此案重大，须要详细讨论，务要使得他们怀疑的人们，彻底明了这件议案的意义，然后通过了以后，方才有实行希望。但是当时，会已经开了几天了，他们卫生部人员，也乏力了，尤其是怀疑的人们，更加讨厌我所提出的讨论，勉强敷衍了一会，从此宣告结束了。 [7]
余说的附和，大约就是指与会者附和褚。提案最终得到通过，对余来说自然是好事，只是他也清楚这提案在人们心中还不够深刻，若要实行，还有相当的困难。
二月二十五日，会议结束那天，余提案的事情逐渐登上了报纸。上海《申报》报道：
余岩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云岫是余的字，而岩是他的名。同日，上海《新闻报》报道：
余委员岩等提议人说明理由甚详。主席声明此案与卫生行政会议、移送统一医士登记办法附件，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案，推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设立中医研究所各案，有连带关系，合并讨论。
二十六日，《新闻报》继续报道：
褚委员民谊报告二十四日晚审查经过，拟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并为规定旧医登记等案，经长时间讨论决议，将题目改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照案通过。时已过午，休息，下午继续开会，仍由褚民谊报告审查各案，结果均通过。 [8]
此时的中医界还不知道提案的具体内容，只是看到提案名称隐隐觉得对中医不利。两天以后，胡定安在会上“大义灭亲”的言论也见报了，《新闻报》报道：
大会闭幕前，胡君复本此意演说，并谓鄙人希望为国办事，须本革命精神，个人位置尽可牺牲，执行取缔，不必顾虑。
这就更佐证了提案于中医不利的传言。很快，上海市中医协会夏应堂等人发布通告，否认议案，称其摧残国医，致电卫生部并登报提出反对理由。三月一日《申报》刊载了他们的通告：
此次中央卫生委员会各委员均属西医，对于国医学术绝无丝毫研究，隔靴搔痒，妄加非难，其党同伐异之心显然可见，此种畸形式会议之议决案，敝会绝对否认。要知学术只论是非真伪，无所谓新旧，新之学术何尝即是，何尝即真，而旧之学术未必即非，更未必即假。卫生部薛部长曾云：“医无新旧，学无中西，要以实事求是能合真理为依归”，足见事之有益于社会民众者，不但有保存之价值，而且有提倡之必要，况国医为社会保障民众需要垂数千年者乎！际此我国经济落后民生凋弊之秋，苟非提倡国粹振兴实业，无以图存。各委员饱受新学，致力卫生，敝会固表同情，惟以摧残国医为快事而不知自身适为舶来医药之推销员也，窃为各委员所不取。除电薛部长外，特此通告，全国中医同志一致努力，否认此畸形之议决案。
卫生部接到上海市中医协会的通告，回电说：
中央卫生委员会，业已闭会，除将来电转行外，并由本部留备参考，特先电复。
其实委员们并非对中医没有研究，胡定安的父亲就是中医，余云岫本人对《黄帝内经》等书下过一番苦功夫，而禇民谊亦是生在浙江吴兴的一个中医家庭。只是当时的中医界哪管得了这些细枝末节，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到三月四日，余云岫在他任主编的《社会医报》全文发表其提案，称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中医界的情绪被彻底引爆了，顿时激起轩然大波。一九二九年没有立春，他们倒是迎来了危急存亡之秋。一时间全国的中医药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致电国民政府。各地的抗议书、质问电雪片似向卫生部飞来。
对此，余应当是早有预料。余在回忆录中表示，当时：
酝酿已久的新旧医大冲突，只要有了机会，立即可以爆发的。 [9]
并且他觉得委员会的这次会议是“凑巧”。对余来说，这场冲突既然必定要发生并且蓄势已久，那不如就引爆它，制造出全国性的大冲突、大讨论。舆论场上废止国医的支持方主要有四位，分别是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提案引动整个中医界的情绪后，他们四人就如打擂台一样在报纸上与中医支持者展开笔战，就如三月六日，汪企张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称：
前几日中央卫生委员会，听说决议案中有两条议案，卫生部不日公布施行。第一条是全国旧医的登记，以民国十九年为限，以后任你抱有多大的旧医学术，什么旧医学校出身，一概不能登记行医；第二条是禁止旧医学校学院等教育机关，从今以后不得再借此名目，贻误青年子弟。照此看来，旧医的命运只有明年一年了。……所以奉劝误入歧途的青年子弟及早回头，免得后悔。 [10]
上海各大报馆感知到舆论，一边跟踪报道中医界的抗议动态，登出对抗双方的文章，一边发表社评对事件进行评论，表明本报的立场。三月七日的《申报》很快做出了简单的回应：
国医覆亡，其事尚小；民族前途，所关至大。 [11]
三月九日，《新闻报》率先发表社评，称：
中医之说，过于玄妙，不合科学方法，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但是中医的奇效，也确乎有的，凡事既有效验，其中必有一种实用，也必有一种原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以科学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中医学，而不能骤然使之废止。 [12]
三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发表社评称：
中国医学在历史上之地位及其成绩性质，皆根本与卜筮有别。……政府对于旧医之学术方面，非仅不应禁止其设立学校，且应充分提倡若干有志于斯者之研究，将其研究所得以公诸医学界之讨论，如其无一可取，自然受天演之淘汰，焉用禁止？……首应除其虚骄之气，次当虚心考察各派学说，不仅在理论上得着自己学说不磨之证明，尤须在实事上得到自己学说不移之证据，故未曾研究而先叫嚣，以为可以夺人之气，固可怪笑。即研究已得结果，亦应俟对方有从容答辩之余地，且既身隶同一国籍，对于故国旧物，不能因已得异术即漫为鄙视，何况互助启发，为职业上应有之道德。 [13]
而在诸多报纸的舆论战场之外，一场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刚刚知晓议案内容时，陈存仁感到议案中检查报纸杂志一项，是针对自己的《康健报》。当时：
同学张赞臣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老陈，你见到这个新闻吗？”我说：“已经见到。”他又说：“你的态度如何？”我说：“我当然反对，但我要想知道令尊翁的态度如何？”他说：“家父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他认为已开业的仍能开业，也就算了。”我就对他说：“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我要和你从长计议，这件事需要我们这些后起青年中医来想办法。”他听了，连说：“对，对，对。”当即约定于门诊完毕之后，一同到南京路五芳斋二楼叙谈。
在五芳斋，陈存仁与张赞臣讨论正兴。陈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不过还想要听听谢利恒的意见，再定方针。于是两人致电谢利恒，把他请来了五芳斋。
谢老师也知道国民政府要逐步废止中医，他说：“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我们就把召集全国中医举行抗争会的事，详详细细地说给他听，他听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说：“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我们两人默默无言，认为这倒是一个难题。
陈存仁忽然想起他办的《康健报》和张赞臣办的《医界春秋》杂志，认为可以通过订户，将要举办抗争会的消息转达给全国中医。三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谢利恒是何人？其实当时的上海已经有统一的团体在酝酿，正是前文中的上海市中医协会。上海市中医协会本身其实还没有正式成立，不过却已经推丁仲英为召集人，无形中定丁仲英为理事长。谢利恒就是这个还未成型的上海市中医协会的监事长。陈存仁提议用丁、谢的名字召集紧急会议，谢叮嘱陈存仁和张赞臣把全国中医地址名单列出来。当晚两人加班加点即将名单列成。第二天陈去找了丁仲英，丁一口应允。然后各人分别摇电话，约在菜馆聚会，到会二十多人。大家对全国中医地址名单，评价很高，决定用上海市中医协会的名义通知全国。
商讨时，有一位中医药界的青年张梅庵主动参会，他说：
我们先要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
大家一致赞成。参加会议的有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医学会、上海医报公会等三十七个团体。那天：
中医界有一千多人都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都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话都听不到，唯有张梅庵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跟着他的口号一句一句高呼，显得万众一心，对于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
会议上：
- 陈存仁主张发文电及宣传方针，由蔡济平拟发。
- 夏应堂主张致电阎锡山，请其主持公道。
- 丁仲英报告中药出口情况。会议决定，先禁止中药出口，再宣传西药入口应有限制。
- 张赞臣提议，须召集全国医药团体在沪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反对方针，以去除我中医药界之束迫。议决通过。
- 蒋文芳提议，筹集巨款以期应用。议决以一千元为起点，结果当场即筹集到四千多元。
与会团体组成上海特别市医药团体联合会，定于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讨论具体抗争方法，会议通知不仅登报，还直接快邮至全国各个主要中医药团体。联合会设置大会筹备处，负责大会从会场到提案，从接待到食宿的各项事宜。
三月十六日，《申报》刊登筹备处通告：
本处备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定三月十七日借天后宫桥北堍总商会开幕，时间下午二时至六时，租定北泥城桥平桥路通商大旅社招待各地到沪医药团体代表，特此通告。
而卫生部面对重重的社会舆论压力，三月十六日在《大公报》上公开表态，试图息事宁人：
此事实属误会，中央绝无即时禁止中医中药之意，只有令各省市卫生机关，此后对中医悬牌，应予以考试，考试合格后，始准营业，以免庸医滥竽，误人性命。
但这并没有阻挡大会进程。当日晚七时，大会筹备处与各地已报道的代表共同召开预备会议。主席报告开会宗旨，详细讨论各项提案以便正式提交大会，最后拟定大会开幕程序。至此，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宣告就绪。
一方面，联合会借着国货运动的东风，借着将中药转化为国货，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一策略相当成功，除了中医师之外，全国商业总会、国货维持会以及全国药业工人联合会都出面支持他们的运动。 [14] 另一方面，恰逢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计划要借着这个机会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
三月十七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各停业半天。上午是中药店，所有药店门扉紧闭，门上贴着“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胡庆余堂、蔡同德堂、达仁堂等知名药店，门前贴上大字横幅：“请国人注意消灭中医之背景”“拥护今日举行之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是否有影响与民众”等。到了中午，各药店开始照常营业，全市两千余中医则同时开始休业半日。
当日午饭后，各省代表乘汽车从住宿的通商大旅社出发，示威游行至设在上海总商会的大会会场。总商会门前人山人海，增派巡捕维持秩序。会场内座无虚席，并非代表却欲到会列席而被婉拒的有百余人。到会的正式代表有二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三省的一百三十一个团体，有些代表因路途遥远难以赶到，致电致函表示声援，同时还捐款。会场的墙上悬挂一对巨型海报，上面写着：
提倡中医以抵抗文化侵略
提倡中药以抵抗经济侵略 [15]
这一对海报，很好地概括了这场运动的思想核心，即一方面诉诸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与国货运动合流，也就是，指责西医是洋人的买办。而对于余云岫在提案中所抨击的方面，中医界始终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下午二时，大会正式开幕。隋瀚英在开幕辞中表明大会目的：
共谋医药之进步，对于日前之障碍，宜如何排除，对于事后之设施，宜如何措置。
全国商联会代表冯少山说：
鄙人居第三者地位，根据事实与自身之试验，认定中医药极有提倡之价值与必要，万无废止之可能余理由，希望医药界同志一致努力，不难达到最后之目的。
上海总商会代表林康侯说：
取缔中医，势必连带推翻中药，提倡西药，无异提倡帝国主义。中医药界宜联合起来，反抗经济侵略，总商会愿取一致行动。
国货维持会代表王介安说：
国货至今日已被西商侵略无遗，向者以为中药这项国货决然无虞，不料政府还要把他摧残。假如把国货的命脉革完，岂不是国将不国？我希望政府顺从民意，提倡国货之中医中药。
杭州市中药职工会提议：
全国中医药团体之团结，与此次之全国代表大会，为空前未有之首举，我中医药界，受人摧残，至于如此，实堪痛心。今日为我们代表大会开幕之第一日，我中医药界同人，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
结果全场一致鼓掌通过，赞成将“三·一七”作为全国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即后来的“国医节”。不过大会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陈存仁回忆说：
大会开幕，先由蔡济平报告筹备经过，后由谢利恒老师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词，可是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听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大为感动。
陈于是建议大家喊口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鼓动全体的热烈情绪，于是开幕式后，由张梅庵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全国中医药两界团结起来”“中国医药万岁”等。全体代表摄影留念，五时散会。
同日，作为西医界的反击，余云岫写了一篇《异哉旧医之举动》，文中余分析中医：
夫旧医之宜废也久矣。所以延宕至今者，国无贤明之政府故也。以言乎是非，则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脉，有百非而无一是也；寸口分部候诊，以寸、关、尺分配藏府，有百非而无一是也；妄中西之界，掩盖落后之迹，簧鼓虚诳，排斥真理，有百非而无一是也……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穷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凡吾人所揭旧医谬妄之点，如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脉、寸口分部之类，绝不辨正；于旧医学术之根本问题，丝毫不敢讨论。日以闭关时代之言论率，率意罔行，以冀贯彻其不合时代之主张。知识幼稚欤？品性陋劣欤？方法错误欤？利害冲突欤？吾愿国人有深刻之觉悟也。 [16]
按照余的回忆，当时：
……登出来的，只有申报和时事新报，别的报纸，却都拿来搓成一团，塞入废字纸笼里，那里会给你登载呢，他们不敢公然驳斥我的议案，还算是让步的呢。这样大问题，这样大风潮，一句是非的批评也没有，只是暗中帮旧医的忙，我国的新闻界行动知识，配得上说是“指导民众”四个字么？只有时事新报的沧波，他却担起新闻记者的责任，在该报社论里面，批评一下。虽然一时有许多误会，许多不曾仔细检点的地方，和我的意见不能一致，但是他把新闻记者的人格，确是能够完成的了。 [17]
前面三月十四日《时事新报》那份社论，就是沧波写的。虽然意见不同，但是余显然高度认可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身份的担当：
当时我给他两封信，说明理由，他却不再反对了。并且听到几个病人口头的信息，说沧波对我的言论，是完全接受了。这个人是很有心肝的，我至今还佩服他。 [18]
这两封信，是指《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和《再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前一封信是回复沧波十四日在《时事新报》发表的社论的，后面十八日沧波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字，于是余再次致信。
余对于报纸的批评是很早就开始的，二八年他和褚组织的《医药评论》，创刊号上就写了一篇《我所希望于新闻界》。他在回忆中阐释当时的意图：
希望新闻界秉笔的记者，大家担起指导民众的责任来，不要说开倒车引人入迷的无意识话语。 [19]
他还写道：
我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专会说模棱两可的话。譬如说“新医固然有好处，旧医也未始没有好处”，在讲这种话的人们，真实追问起来，他并没有晓得新医的长处，确实在那里；旧医的好处，确实在那里？不过一知半解，就随便拿出来月旦学术，讲讲不求尽解的话就算了，结果弄到胸无主见，与俗浮沉。这种人孔子叫做“乡愿”，说是“德之贼”。实在讲起来，这种油滑骑墙的论调，确实是进步的阻碍物。我就在医学评论第三期上面，做了一篇“不可不……不可尽……”的论说。这是专为不求彻底，随便说油滑话的人们下针砭的。 [20]
这几段回忆都是如此，一者当年雄文中的悲愤如今只剩下悲，二者余每段都从社会问题谈起，谈到最后归于难解的社会沉疴，字里行间颇感无奈。
十七日夜，正式会议在神州医药总会继续召开。会上全场均主张全体代表即赴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及国民政府举行大请愿，不撤销废止旧医案誓不返乡。当场即确定大会议案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大会经费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晚十一时散会。
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时大会继续召开，议决：
- 发表宣言，内容历举大会宗旨，否认废止，请各界赞助。
- 组织国医药之永久大团结机关。
- 组织请愿团。请愿代表每省一人，其余无定额，由执委会支配，惟须注意人才。临时用费由请愿团自行支配。请愿团定十九日夜车出发。请书推蒋文芳起草。请愿机关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其余由请愿团临时酌定。
- 组织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决定组织设计委员会，委员定二十九人。
- 扩大宣传案。
- 宣传妨害中国医药之利害并规定宣传大纲。
- 宣传中国医药之实效。
- 唤起全国民众主张公道。
- 建设问题。
- 对国府请求：加入学校系统，国医药学校准予立案，设立各省国医药学校，提高国医药之地位，奖励国医药之发明，各机关加国医医员，增加西药进口税，减轻国药税，限制国药出口。
- 对自身的建设：设立医药研究所，广设国医药学校，设立医药图书馆，设立药物陈列所，严密医药团体的组织。
- 经济问题。
- 国内全体中医各出特捐每人至少一元，中药铺每家至少二元，以作此次大规模运动之用。
- 公推丁仲英为经济保管委员。
三月十九日中午，代表们参观上海国医学院并接受赠书。下午二时，继续开大会，议决：
- 组织全国医药永久机关问题，议决定名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负责办理。全数请愿人员分二次赴南京。
- 推定总联合会执行委员陆志东、张始生、王宇高、包一虚、吴心陶、汪济生、王嵩堂、杨树千、熊瀛洲、何冬彦、余凤智、方公溥、郭瑞庭、陈观光、张赞臣、祝敬铭、严苍山、陆仲安、林子俊、王立夫等。
- 筹集经费问题，江西代表有书面提议，经长时讨论议决除临时特认外，照昨日大会议决案，全国医生至少出捐一元，药店至少出捐二元，如多捐不限。各地代表回去召集会议，一致遵行。
- 报告大会闭幕宣言，议决推裘吉生、谢利恒、陆渊雷、祝味菊四人审查。
- 各代表回去后,分别集合民众团体,共同组织反对中央卫生委员会取缔中医药后援会。议决通过。
- 议决所有决议事项及其他提案，均交执行委员会执行。
请愿的团队，大家认为在精不在多，首推谢利恒做团长。第二个是代表南京的隋翰英。第三个是代表上海药业的张梅庵。第四个是丁仲英，但丁仲英坚决不去，因为上海还有好多事要办，推荐了蒋文芳去。第五位众人争执不定，最后谢发言说陈存仁首先推动了这次运动，推荐了陈作为总干事。这就把请愿团名单定下来了。
建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是山西代表时逸人提出的，当时：
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
随后，大会举行闭幕式。全场肃立，祝味菊致闭幕辞：
此次少数西医余岩等，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借其参政之势力，营私逞威，摧残中医，既加以恶名曰旧，又设种种苛法，截止登记，禁止学校，取缔新闻杂志及登报介绍，使我中医前不得继往，后不得开来，虽欲改进，其道无由，赢政焚坑，尚不至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会全体高呼口号后散会。
三月二十日，《新闻报》刊载了天津中医药界的宣言：
中医秉几千年之历史，中药有数千万之产额，其所系之职工，不啻万千，如一旦废止，其关系民生之巨，自不待言。………如果一旦中国医药消灭，则西医横察病症，西药垄断市面，中医固为淘汰，中药只能充柴，则西药乘此得有巨额经济之侵入，中药因此受几千万之损失，职工失业是故当然，则社会未来之恐慌，实令人不敢追想矣。[21]
当日下午二时，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召开第一次执监委员会。会上讨论执监委员人数分配，之后讨论请愿问题，决定由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张梅庵、陈存仁五位代表，即日夜乘车赴京请愿。五时散会。
二十日夜，五位代表先开了一次小组会议。隋翰英建议说，一定还要邀请两个人来做协助工作，一个是上海的陆仲安，一个是南京的张简斋，五人都表示赞同。后来张赞臣、岑志良也加入了队伍，二十一日一行人一同赶赴南京。
他们搭的是二十一日早晨九点的火车，当天：
在我们到达北站之时，只见车站上已拥满中医界、中药界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中药店的职工等有一千多人，还有一队三十多人的军乐队，大家挥动着旗帜、标语，欢呼口号，奏着激昂的军乐，我们就在这般热闹的气氛中，登上火车。欢送行列中，大家高举手帕，预祝我们凯旋。
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济平，率领医药界名流四十多人，排齐了队伍齐集火车站内，作为代表全国各省出席代表恭送我们，我们在上车时，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的气氛，既激动而又热烈，大家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
后来：
正在谈话之间。忽然车厢中出现了一位苏州代表，他说：“你们到苏州车站时，可以看到一千多个苏州中医药界人士，都停了业，排了队在车站欢迎你们。”果然不到一小时，车抵苏州，先见一片旗海，接着又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口号，我们五个代表立刻穿上外衣，步出车厢，见到下车时地上铺着一行金黄色的地毯，我们五人下车，踏在地毡上和群众握手言欢，我们挤在热烈的人群之中，身不由己，被他们包围了不得动弹，他们坚决要留我们在苏州吃了午饭再走。可是这时车站上钟声当当，我们知道火车要开了，急于上车，但是越是想走，他们越是拉住不放。我们处在不能行动时，只好请那位苏州代表，通知车上的陆仲安、张赞臣、岑志良，要他们先到南京，对南京车站上的欢迎群众和新闻记者说明，五位代表被苏州医药界留住了，要改坐夜车在明天早晨才能抵达南京，借以代致歉意。
五人被簇拥至玄妙观前的松鹤楼用餐。吃完饭后：
我见到一位医校老同学王慎轩，率领中医学生二百多人，手执旗帜来欢迎我们，同时又有中医三三五五地聚在松鹤楼下，大约也有六七百人，后来由一名纠察员指挥排列成行。等到我们下楼，一阵掌声，大喊口号，在观前街上游行起来，我们五个代表在行列之后坐了包车，随游行队伍行了好多路，到达了“留园”。
留园的戏台已经被坐得满满当当，苏州代表请五个代表一人作一次演讲，演讲完毕之后，苏州中医药界人士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勉励请愿团争取胜利。留园外边停着五辆开篷马车，五个代表一人一辆，结果又开始新的大游行：
这一次是在下午四五时，他们多方面去通知，所以人数达到一千人之多，一路进行，一路喊口号，直达虎丘山下，记得先过一条小河，才到虎丘剑池前面的千人石，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虎丘塔，我们就在千人石上集议。这块石平坦得很，名虽是千人石，坐上了四五百人已挤得不得了，没有座位的人，只好分别站在剑池四周。
宣读了请愿书，然后：
老同学王慎轩操着柔和的苏州话说：“夜车票已准备好，南京也有电报来催，通知你们沿途不可逗留，因为南京方面已有两千多人在车站等车，不要使大家失望。”我说：“好。”接着他又轻轻对我说：“你们各位连日辛劳，要不要再到苏州著名的狮子林去玩一下？有烟霞癖的人也可以上那边去香两筒；本来狮子林夜间是不开放的，但是你们是特客，园中少主又是中医，所以可予特别优待，免得你们在车上等候。”我当场向谢老师请示，老师说：“现在周围新闻记者很多，我是不吸鸦片的，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弄出不好看的新闻来。”不料正在这时，给张梅庵、蒋文芳两人听到，他们二人本是瘾君子，听了这话，比什么还高兴，说：“只要少数人前去，是不会弄出事来的。”谢老师对鸦片向来深恶痛疾，但是在这时也未便断然辞却，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到狮子林去。
有两份请愿书，一份题为“呈为请求排除中国医药发展之障碍，以提高国际上文化地位事”的，要递交到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等。另一份题为“呈为请求明令却回废止中医之议案，并于下届卫生委员会加入中医，以维国本，而定民心事”则是要递交给卫生部。
三月二十二日，请愿团五人到了南京下关车站，又是上千中医药界人士等候欢迎，许多新闻记者争先访问。
本来我们的秩序极为良好，一切都很顺利的，万不料车站走廊中有五百多个安徽难民，他们因为南京市长刘纪文拆造中山路，将潜建木屋拆除，其中一部分安徽人，决定在车站上坐索免费车票回家乡。因为这些人拿不到三等免费车票，睡在地上，等了两天两夜，不得要领，这时这批难民看见有新闻记者在场，他们就蜂拥而来冲入我们的队伍，有两人跃登台上，他们很懂得投机，一上台就破口大骂政府取缔中医要不得！说：“安徽全省西医仅三五十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接着就讲政府不照顾拆屋难民，他们一直讲下去，越讲越激烈，警察就出来干涉，要把讲话的安徽难民拖下台来，谁知这个讲话的难民身强力壮，挥动拳头向四五个警察一阵乱打，弄得秩序大乱。谢老师催促我们赶快离开，免得卷入漩涡。
离开后他们去了旅馆洗漱，然后去谒见蒋介石。将请愿书交给侍从官，说明了要谒见主席，结果侍从官说：
向例民众要谒见主席，该先期由主管机关约定时间，你们这件事，是属于卫生部的，应由卫生部先约时间。
这惹恼了请愿团的五人，尤其是隋翰英。他们当即反问：
我们就是受了卫生部的压迫，怎样教他们来约期呢？
然后给吕苾筹打电话，问能不能想想办法见到主席。吕说今天预定谒见的人时间都排好了，等安排了日子，明天或者后天中午电话通知他们。之后请愿团继续进行请愿活动，对象着重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私邸接见请愿团。谭表示：
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
谭因身体不适，还当时就请谢利恒诊脉拟方。随后请愿团又拜会了国民党要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说：
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中医对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
下午去拜会了林森，林森说：
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然后请陆仲安诊脉。之后到财政部，没见到部长。到考试院见到了戴季陶院长，陈存仁回忆：
听戴氏说“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不过希望你们在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根据镇江来的消息，你们乘的火车经过镇江，车站欢迎的许多人拥入月台，站长因为人数太多，加以阻止，不料许多人竟然冲倒木栅，一拥而入，踏死一名小孩，路警拘捕了八名镇江医界领袖”云。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倒认为是一件大新闻，怪不得车抵镇江时，在站上停了好多时，不许我们行出一步。
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请愿团，焦说：
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
请愿团后来又了解到：
国民政府为了要拉拢冯玉祥，特地让出一个卫生部部长的职位给冯玉祥推荐，冯氏就荐了他的心腹薛笃弼来当部长，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薛部长弄得很为难。
那天下午请愿团没有去卫生部，目的就是要让薛部长难堪。晚上南京医学会在金陵春酒家设宴招待请愿团。
当日，薛笃弼在《申报》发表谈话称：
中医药之存废问题，悉是社会上是否需要与业中医药者能否努力改进以为断，决非在政治上于短时间所能迳为解决。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县份,率皆受中医药之支配。在盛行西医地方，固应听人民之自由信仰，在绝无西医处所，亦决不能令人民坐以待毙而不需要中医中药，其理至为明显……中央卫生委员会会员虽曾有处置旧医之提案，然此不过一种主张而已。无论何种主张，欲求其实现必须切合现代社会状况，始富有可能性。若于现代情状不十分切洽，则其效力，亦只限于发挥其主张而止。本部为全国卫生行政最高机关，广益集思，自为切要。至于如何而推行尽利，如何而杆格非宜，一以人民福利为旨归，初无所谓偏倚，亦无所谓派别也。
由于三月十八日《申报》刊文称有外国药厂以六百万美元贿赂余云岫进行提案，二十二日《申报》刊国民党秘书长回应，表示：
国民党党内对此事已密切关注，正详加留意外国公司是否企图从中获利，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他也建议代表们将请愿书送交工商部，因为中医的存废不只牵涉医疗行政，也和国家经济高度相关。 [22]
三月二十三日，几人先到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请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已赴三全大会，由代理秘书长叶楚伧接见。叶楚伧当即答复说：
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在中政会所提出，这是西医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中国医药有悠久之历史、伟大之效力，为全国民众所托命，断无废止之可能，余当尽力援助，并望医药两界共同努力。
吕苾筹昨天说下午一时打电话告诉主席接见的时间，结果到了下午三时还没有打来。不过，二十三日晚上五人却是收到卫生部的请帖，邀请五人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到卫生部一叙。请愿团觉得再不去卫生部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次日请愿团来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呈递请愿书，因薛笃弼不在，由政务次长胡毓威接见。胡毓威解释说中央卫生委员会只是建议机关，其议决案须经卫生部核夺，并呈请立法院、行政院通过后才会实行。
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吕苾筹终于打来电话，说下午四时主席召见你们五位代表。蒋介石与代表一一握手，说：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
当日，薛又在《大公报》发表谈话：
余极力提倡中医，现拟定医师法，将呈行政院转请国府核准颁布。外间误传废止中医说，遂引起医药界之误会，决非事实。[23]
到了晚上，薛设宴招待请愿团代表，明确说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议案不妥，卫生部并不执行。请愿团要求薛立即批示，薛表示五日后就会将批示送到上海，并要求他们先回上海，还承诺以后会邀请中医加入中央卫生委员会。
代表团回到上海后，接到卫生部批示：
查《社会医报》之登载，应由该报负责。中央卫生委员会之决议案，本部正在审核，将来如何施行，自当以本部正式公文为准则。至于中央卫生委员会人员人选，本部以深明公共卫生学识及具有经验者为标准，无中西医之分别也。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场国医运动终于由国民政府文官处的批示画上了句号：
径启者奉
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
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
国民政府文官处
不久，请愿团中的南京代表隋翰英罹患中风，与世长辞。 [24]
郭卿友.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p.564 ↩︎
K. Chimin Wong,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M]. AMS Press, 1936. p.720 ↩︎
卫生部. 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 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汇编[G]. 南京：卫生部，1929. 1 ↩︎
卫生部. 中央卫生委员会会员姓名一览. 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汇编[G]. 南京：卫生部，1929. 1-2 ↩︎
卫生部. 为本部举行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派员莅会训示文. 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汇编[G]. 南京：卫生部，1929. 1-2 ↩︎
K. Chimin Wong,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M]. AMS Press, 1936. p.162-164 ↩︎
余云岫. 医学革命的过去工作现在形势和未来的策略[J]. 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01):16-17. ↩︎
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N]. 新闻报, 1929-02-26. ↩︎
余云岫. 医学革命的过去工作现在形势和未来的策略[J]. 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01):16. ↩︎
汪企张. 唤起习医的青年子弟及早听此午夜警钟第一声[N]. 时事新报, 1929-03-06. ↩︎
卫委会决议废置旧医之反响[N]. 申报, 1929-3-7(14) ↩︎
独鹤. 废止中医的商榷[N]. 新闻报, 1929-03-09. ↩︎
沧波. 中医存废问题[N]. 时事新报, 1929-03-14. ↩︎
申报. 1929-03-17. ↩︎
申报. 1929-03-18. ↩︎
余岩对旧医反响之表示[N]. 申报, 1929-03-17. ↩︎
余云岫. 医学革命的过去工作现在形势和未来的策略[J]. 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01):17. ↩︎
余云岫. 医学革命的过去工作现在形势和未来的策略[J]. 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01):17. ↩︎
余云岫. 医学革命的过去工作现在形势和未来的策略[J]. 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01):16. ↩︎
余云岫. 医学革命的过去工作现在形势和未来的策略[J]. 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01):16. ↩︎
天津药业对废除中医药宣言[N]. 新闻报, 1929-03-20. ↩︎
申报. 1929-03-22. ↩︎
薛笃弼不主张废中医，但希望科学化[N]. 大公报, 1929-03-24. ↩︎
此事本与本文关系不大，只是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特意回忆了隋翰英于文官处批示下来后不久去世，想来作为同行人应当不会记错，而《百年金陵中医》等资料竟然给隋翰英加了二十年寿命，到了一九五〇年才去世了！而且隋随不分，一些地方请愿团里的是隋翰英，一些地方又变成随翰英，待事粗陋至此，真要叫人捏一把汗！几十年前一个人什么时候去世的都记载不清楚，千年中医行医史真实性又有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