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主？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很微妙，从政治实践上看更是五花八门，全球数百个国家，未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的竟然只有个位数。好消息是，尽管民主的实践难以界定，但是民主的精神却显而易见：不是少数人的，而是多数人的。
数年以前我在学习逻辑语（Lojban）的时候，《逻辑语初学者教材》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You don't have to be very precise about Lojban pronunciation, because the phonemes are distributed so that it is hard to mistake one sound for another.
你并不需要太在意逻辑语发音的“精确”程度，因为作为一种人工语言，逻辑语的发音在设计时候，各发音之间相互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很难混淆。
我们知道国际音标（IPA）是一套用来标音的系统，作为口语声音的标准化标示方法。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充分运用 IPA 来设计出一个音响效果极其丰富的语言，而代价则是苛刻的发音要求。这是一个将众多语言二分的标准，而逻辑语显然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想说的是，一旦建立了所谓的标准发音，旋即一种等级体系就形成了：通过比较标准发音和实际发音在国际音标表上的距离，人为构造出一种排序。这种构造在国内的英语教育中非常盛行，而在诸如“口语 100”之类的口语测评软件上则到达了极点：它甚至要为你的发音打分！
这种对于发音准确性的病态追求早已在网络上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其非民主的实质仍未得到揭露。这其实很容易和代议制联系起来，字典或发音指南，本身只是一种发音代表。朗西埃对“代议制不是一种民主”有过阐释，我并不想在此处过多展开，只要把视角转向微观，就能看见一些问题：从祖辈、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发音突然就被一部词典宣告为错误，自己的子辈、孙辈要在学校中学习标准发音，一种发音的差异被抹除了。感官的民主性就在于不设标准，而在此处我们则容易注意到存在一种从标准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其蕴含的意味应该说不言而喻。
包括字典，包括发音指南，也包括 IPA，这些看起来像是某种标准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统计数据，使统计数据成为标准的另有一种强力。统计数据的特点是，它看似有着强而有力的代表性，实则极其虚弱，既然任何来自统计源的变化都会影响这一数据，那么这一数据对于作为统计源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产生指导意义？它不仅没有指导意义，还将会在瞬间就成为过时和落后的东西。我们只是这样天真地相信着：作为人类的我们总有某种共性存在。基于这种理由，我们才需要 IPA 这样的东西帮助我们进行总结，但那绝非一种约束。逻辑语在发音上的设计就暗含一种民主性：它既不陷入相对主义的胡言乱语，某种程度上认可人类的共性，又不严格加以约束，评判发音是否标准。
然而，这种民主性在今天并不普遍，在视觉领域尤其严重，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发指。艺术考试、显示器评测、标准色卡，他们拿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是那样理所当然，就好像视觉真的是可以量化的。如果说艺术考试还不非常典型，那么某些视频网站的“调出相同颜色挑战”则可以看作是在视觉领域非民主的一种极致。这种挑战所要展现的无非是一种色准能力，更进一步地，展现所谓的艺术水平，但偏偏色准和艺术相违背。现在是 21 世纪了吧？现在的艺术家即使受委托，委托人也往往会尊重他们的艺术创作，而不像早年的赞助人一样有相当多的要求。既然艺术创作如今是一种相当私人的行动，为什么会有色准这种公共性的内容呢？如果一个艺术家是色弱甚至色盲，难道他应该忍受自己面对画面的不快，通过给颜色标号之类的方法来画上“正确的颜色”？的确，《眼与心》中梅洛-庞蒂引瓦莱里的话说“画家提供他的身体”，将作画过程看作是一种圣餐变体，但对于一个色盲画家来说，那个绘画的心灵究竟是他个人的色盲的心灵，还是公共的所谓正常的心灵呢？
即便是面向公众的作画，其色准的意义也值得商榷。一方面，观众拥有不同的眼睛，基于神经生物学过程，每个人对色彩的感知都有不同，那个被设想为公共的色准本身并不存在。我们的色彩感知本身恰是一种总结，对于某种颜色，由于三种不同视锥细胞吸收光子的平均速率不同，这才产生了对这种颜色的感知，这被称为色匹配。另一方面，正如一个人在酒吧的色灯下也能分辨颜色，大脑对实际环境中色彩感知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够准确的色彩从来不是影响观赏的罪魁祸首。
似乎总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们，那就是保持高色准就能满足更多人的观看需求。他们会为自己辩解说：如果我保持更高的色准，即使观众视觉环境有偏色，也不会偏得很离谱。这又回到了上面那种代议制疑难：色准本身和标准发音一样，充其量只是某种统计数据。看惯了夜晚低蓝光模式的人，感觉不到屏幕的发黄，而如果今天的人们普遍使用手机致使玻璃体浑浊，那他们对于色彩的感知又和一百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了。
不管是色盲还是视障人士——这些词汇本身就带有一些特殊意味——凭什么他们就是色盲，而不是我们的色感知过度？不过就是传统的少数多数那一套。如果有一天，红绿色盲成为人类的大多数，那色彩的标准自然要以他们为标准了。这是商业合理性那一套，没错，商业上为了利益最大化那就得看大多数人需要什么，但这和个人不存在任何关系。毕竟，那些商业统计数据的前提就是，所有人都认为世界需要围绕自己转。如果这个社会真的关怀色盲患者，那色彩标准就会以色盲患者为准，显而易见，这不可能。
在政治实践领域，由于决策往往需要很高的知识水平，受限于民众教育，民主的有效性常常受到质疑。这样的问题在感官领域并不存在，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感官的民主性，除非这触及到某些权威的利益，使得他们不能在领域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应该说，感官的民主性就是感官的自由，就是感官的解放，这本来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东西。
这不是在说，标准就没有任何意义。标准化的教育简化了教育流程，使得对于更广泛人群的大规模同质量教育成为可能。标准化的教育本身没有错，批评整个教育体系是完全没有抓住重点。人类建造城市，但是人类还是要依靠地图来防止在城市里迷路。地图可以看作是人类建造城市这一过程的统计数据的图示，标准化的地图可以在各大车站买到，当然现在也有更加先进的电子地图。走一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径，可以更快从一条路到达另一条路，仅因为这种行为没有按照地图上画出的路径，就认为这种走法是错误的，难道不是非常滑稽可笑吗？如果说地图上还有几个打卡点，你不按照地图走打卡点就要予以惩罚，你大概会以为这地图有毛病，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我们需要标准化的教育，正如我们需要地图，但我们不需要地图提供更多的功能，包括决定我们所要走的路。
回到感官的话题，我们的感官已经受到封堵太久。我们对标准的需要，很快转化成了标准的统治，以至于很多艺术都已然死气沉沉，变成绕着标准旋转的天鹅之舞，被寄予厚望的网络空间终成恶龙，扩大标准统治的影响范围，越是优秀的聚类算法越是加剧这类问题。前方左侧有一条地图没有标出来的小巷，或许应该走进去。